清代旅浙徽州藏书家鲍廷博与吴骞的交往考察

鲍廷博与吴骞是清代旅居浙江的徽州藏书家，他们居住的地方即现在的嘉兴地区。二人因共同的藏书爱好而结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收藏书籍过程中的诗文互动、校勘题跋等活动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与此同时，在他们的交往活动中，不少江浙文化名人也参与其中，共同的书籍收藏喜好繁荣了当地的文化，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扩展了徽州文化的影响。而《吴骞日记》更是记载了不少关于鲍廷博的生平活动，尤其是对两人以藏书活动为中心的往来有很多详细描述，这对补遗《鲍廷博年谱》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也为从另外一个方面了解鲍廷博的人生轨迹提供了视角。毫无疑问，鲍廷博与吴骞的这些藏书文化活动让寓居地人民对旅外徽州人的评价也产生正面影响，因此深入研究他们的交往，对后世学者了解当时旅居浙江的徽州人融入当地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山峡中》的“浮士德冒险”与现代人的诞生

《南行记》中的"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切近鲁迅所说"中国新青年",同时也最切近世界性的浮士德精神的人物。"我"在《山峡中》中的经历,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浮士德冒险"故事。小说全面展示了作为现代人的"我"如何在过去、现在、未来三种不同的生活世界中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造就自己行动的哲学的内在机制,创造了一种永远向着未来展开的现代性伦理。     

吴于廑早期学术研究与后期世界史理论建设

作为建国以来构建世界史理论体系的新创者，吴于廑在其早期的学术研究也即硕博学位论文中所积累的学术知识，主要以中国史的领域为主，但却对其以后构建世界史理论体系产生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为对古今中外史家的世界史观方面的评价，在世界历史的分期方面以及对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与农耕关系方面产生的影响。     

儒家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命题及其思维方式——以《五经正义》为典型个案

刚柔并济、礼乐相须、仁义相成、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劳逸相参等命题,共同构成了《五经正义》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内容,相关政治范畴也构成阴阳互补、刚柔并济的关系。这就在维护尊卑贵贱的前提下,以张扬"仁义"的形式,囊括了包括刚克、猛政、严刑、役使在内的各种统治手段,并为政策选择上的灵活性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评说儒家的"仁政"、"合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难免导出皮毛之论。     

论道家哲学的“无”——从老子到王弼的哲学史考察

在古代道家哲学中,“无”在不同时期的哲学家中都备受关注,但他们说“无”的侧重点不同.《老子》从追问万物的源头入手,提出了“有生于无”生成论构想；庄子否认了普通的知识及认识方式,提出了“不知之知”的最高认知层次；黄老在改造老子无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建立刑名为前提的无为而治；王弼站在本体论的高度将黄老无为和名教有为进行了整合,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想.“无”经过老子、庄子、黄老学派和王弼的发展演变,已从一个普通的哲学语词上升为万物之本体；“无”主要涉及生成论、认识论、治国论、本体论等方面,这些哲学思想因为“无”而更为深刻、更有意义.     

《老子》之“道”与龙树之“空”的比较——以“有”“无”关系作为着眼点

《老子》的＂有＂＂无＂关系可以分为形而上层面之道的＂有＂＂无＂关系、形而下的器物层面的＂有＂＂无＂关系、作为人世间及天下治理层面的＂有＂＂无＂关系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是相互贯通的。《老子》的＂道＂与龙树的＂空＂虽有很大差异,如《老子》的＂有＂与龙树的＂有＂、《老子》的＂无＂与龙树的＂无＂的含义差异巨大;但两者也有诸多可融通之处,如《老子》的＂道＂是＂有＂＂无＂的统一体,龙树的＂空＂体现色空不二的关系,等等。     

辨析典故 考镜来历——吴曾对江西诗学的态度

吴曾对江西诗学的态度,主要体现在对诗中典故的辨析和诗句来历的考镜上,可补《山谷诗集注》之不足,对我们正确解读黄庭坚、陈师道诗歌亦不无裨益。不仅体现了他渊博的学识,也间接反映了他对江西诗学＂以才学为诗＂的肯定。通过《能改斋漫录》对江西诗学有关诗学活动的转录,还可看出吴曾对黄庭坚风趣性格、某些作品流传影响的揭示。     

中国戏曲之本体：场上搬演——周贻白戏剧史观研究

针对周贻白的戏剧史观中所强调的＂包举全体＂和＂场上搬演＂的思想,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王国维、吴梅与周贻白在戏剧史观念上的差异,肯定了周贻白戏剧史观的划时代意义,即他揭示了戏剧作为剧场艺术的本体性特征。     

《西游记》中女性人物的类型性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其中吴承恩成功塑造了三种重要的女性类型,这些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女性形象使得小说更加独树一帜、光彩夺目。这里通过对书中神女、妖女和凡女三种类型的分析,以期为人们重新理解、欣赏女性之美和感悟时代精神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吴锡麒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其对浙派诗风的承变

乾嘉诗人吴锡麒是浙派中晚期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清峭而不秀媚、情韵格律兼长,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后期浙派诗“神骨不俊、气格不高,力量不厚”的弊病,继厉鹗、杭世骏之后再振此派旗鼓。其诗歌在艺术特色上明显地表现出对此前浙派诗风的承袭、新变：汉魏唐宋,共炉而冶,在诗歌宗尚上不拘囿于宋诗;用笔雕琢、隶典自如,对浙派末流的钉饵捋扯既有承袭又有修正;以“清”为宗的诗歌风格和以雅正为纲的整体风貌。